[65]在党中央事先审批过法律草案的情况下，党中央实际上已经确认了法律草案的合宪性。

（一）类型一：法律草案说明对法律草案内容的合宪性不具有实质影响 尽管起草部门在法律草案说明中援用宪法试图证明起草活动的合宪性，但有些情况下，法律草案说明的宪法表述并不影响法律草案内容的合宪性，具体分为： 第一，法律草案说明中抽象的合宪性宣示对于法律的合宪性没有实质的影响。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统一审议法律草案和进行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合理利用相关立法背景资料，并提出明确的支持和反对理由，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启动正式的宪法解释程序。

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有权制定法律来规定外交衔级，但并不意味着《驻外外交人员法》的内容就当然符合宪法规定。一般而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不言自明。与前面两种形态不同，此处的宪法文本并不特指某一宪法规范，而是作为一种抽象的价值。[3]无论是2006年颇具争议的《物权法》草案违宪风波还是2018年诸多学者针对《监察法》草案合宪性提出的质疑，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依据宪法起草法律的重要性。奥地利学者克莱默认为：永远值得注意的材料，是通过其能得出历史上立法者毫无争议地赋予某个法条的某种意思的材料。

但在实践中，起草部门与审议主体（立法机关）对宪法条文的解读往往存在差异。最后，法律草案说明中对具体宪法条文内涵的解读体现了起草部门对草案中宪法问题的直接回应，为合宪性解释提供了正面或反面的思路。付新华：《个人信息权的权利证成》，《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２９页。

在这个层次，立法者完全可以在区分保护说和等同保护说之间作出选择。应将个人信息权的规范目标调整为人格的自由发展，指向免于他人的人格干预。在刑事层面，一方面应贯彻宪法统摄下法秩序统一性要求，使之与民事责任机制、行政责任机制的违法认定标准保持协调，避免不同保护机制之间的判断结论冲突。法律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法学学术的支撑。

[xxxvii]在这一民事权利观中，支配权思维具有核心的地位。然而，支配权思维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适用性是存在疑问的。

但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个人信息权防御功能的制度落实是不足的。[lvi] 薛军：《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的人格权立法》，《法商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６６页。在数据技术急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家的信息处理和挖掘极易对个人人格发展相关的私人生活安宁与行为自由形成压迫或侵扰，使个人降格为国家管理的手段。[xviii] 参见谢鸿飞：《个人信息泄露侵权责任构成中的损害———兼论风险社会中损害的观念化》，《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２５页。

我们知道，在民法人格权的证立过程中，宪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支配权到人格发展权的思维转换，有助于规制对已收集信息的不当利用、破除信息茧房、缓和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紧张，以及在个人—平台—国家的三方关系中有效保护个人的自决，同时为数据产业保留发展空间。在民事权利理论的发展中，支配权的客体也早已逐渐摆脱有体物的经典图景，支配权包括对物的支配权（如所有权），对无体财产、精神产品的支配权（如知识产权），对自身人格的支配权等。[liii] 参见张翔：《民法人格权规范的宪法意涵》，《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２１页。

宪法总是预设一个能够自己作出决定并实现自我发展的人的形象。[xlvi]如果将个人信息权看作是主体对自身人格而非个人信息的权利，也就是将人格利益客体化的思维，仍能在支配权思维下展开规范内涵的建构。

作者简介：张翔，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lxii]在此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仅在第68条规定了对我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责令改正和内部行政处分，在救济机制供给上严重不足，会直接导致个人信息权的防御功能的落空。

即便个人能够意识到个别信息被处理的直接风险，也很难全面评判信息处理的间接风险以及大量信息被整合挖掘的累积性、动态化风险。即使为了规制用户画像和个性化推荐而科以平台等以合规义务，也并非是个人信息权所对应的指向性义务。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探寻宪法基本权利依据的规范意图下，对个人信息权益也应在宪法原理下予以新的诠释。这意味着，作为权利束的个人信息权具有一种扩容的可能性，由不断信息化的各项权利捆扎而成。[xxvii]但在层出不穷的新业态、新情景下，财产、数据、信息等因素可能出现更加纠缠互融的样态，使得个人信息权的项下仍有容纳财产因素的可能性。第三，在刑法层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4条第2款将监管中发现违法处理个人信息涉嫌犯罪的，转介到《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沟通行政监管与刑事制裁。

[lv] 不将权利指向客体支配，而是指向干预行为，是宪法基本权利的典型思维。如果转换视角，不以支配权作为视角，转换传统的权利观，似乎可能找寻到另外一种出路。

这一目标转换，亦有助于在学理上重新定位和反思个人信息主体的知情、决定、查询、更正、复制、可携带、删除等权利。在发生学意义上，权利客体具有权利区分工具和体系构建工具的意义……但是，在当代民法中，权利客体所具有的上述意义逐渐丧失，转而将权利效力作为工具。

但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相关的法教义学建构应该具备更为开放的视野。如果从防御他人对个人人格过度妨碍的角度看，这些权利就可以看作是个人信息权的主体维护自身人格自由与个人自决的手段和方式。

[xix] （三）个人信息权作为基本权利束 前文只是概要说明在宪法层面证成个人信息权的必要性，以及相应的学理建构可以超越既有的权利／利益二分的民法思维，而纳入基本权利双重性质的宪法思维之下。对于国家公权力介入的正当性和界限，也应作更为精细的思考。[xlvi] 参见金可可：《论支配权概念》，《中国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８４页。区分保护论认为：权利的本质不是利益，权利只是保护利益的工具之一……立法者可以通过单纯设定义务的方式保护他人的利益。

但在个人信息权的建构上，这一目标的实现方式与古典的基本权利应有所差异。关键词:  个人信息保护 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 支配权 人格发展 国家保护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材料表明，立法者在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上存在困惑与犹疑。

但是教义学上的真正任务在于，如何根据现有的基本权利条款，诠释出宪法上的个人信息权，并明确其保护范围。[lxv] 王锡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中国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５４页。

如果以对整个法体系都具有辐射效力的基本权利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应如何对个人信息私法保护和公法保护机制进行协调。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若干规范作学理评述。

于此仍需追问：个人信息保护究竟落入哪个条款的保护范围。在笔者看来，在人权条款的价值辐射下，还应该结合更为具体的基本权利条款来探寻更加具有操作性的解释方案。所谓个人信息权，其客体指向并不是个人信息本身，而是与个人信息相关的人格利益。对此，民法学上已多有批评和反思。

无论个人信息在民事权益体系中如何定位，都不排斥将个人信息保护上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的协调，必然意味着国家对于个人—平台的私法关系的介入：国家基于其对于个人信息权的宪法上的保护义务，应当帮助个人免于平台的人格干预。

[viii] 然而考诸民法的规范与学说史会发现，权利与利益二分的法益区分保护思想自始就存在争议，并非当然之理，更非不可质疑之绝对教义。[xxix]作为权利束，经由立法机关的明示，其在当下被普遍认知的内容可能只是人格尊严与通信权，但其他权利被纳入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第二，国家为个人信息权的民事救济提供程序保障。例如通常认为，个人针对个人信息并不享有财产权。